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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演花4年时间拍摄汶川震后3个家庭故事(组图)

半山腰上远望北川老县城废墟(纪录片《殇城》海报) 彭孝全(左)和岳父在女儿的墓碑前 李桂花和轮椅上的母亲 洪世豪坐在阁楼上的父亲遗像前
  纪录片导演赵琦拍了部片子,叫《殇城》,讲汶川地震。每次跟人介绍,他都得强调一句:“跟地震本身没太多直接关系,也不是讲地震悲痛的。”

  他想讲的是震后三个北川家庭的故事――一个在地震中失去父亲的少年,不知道如何与改嫁的母亲相处;一对被地震夺走了独生女儿的夫妇,犹豫着要不要再生个孩子;还有一个中年女人,在地震中失去了女儿、孙女和3个姊妹,她本要与母亲相依为命,却在分房子的时候多贪了3套房,被判入狱,判刑那天她才知道,自己被抓以后,母亲去世了。

  这个片子拍了近4年,拍得赵琦自己都变了样。这个过去下班从不按点回家的男人说,就是因为遇上这三家人,他开始思考“生活里到底什么才有价值”。曾经惧怕成为父亲的他要了孩子,还努力想做个好爸爸。

  通过镜头,他意识到要“重新选择生活”并不容易。“地震刚发生后,这些经历了生死的人,几乎每个都说过他们的生活没了,后悔过去没好好珍惜,以后要活得不一样。”赵琦说,“可是,5年过去了,他们很多人,其实又都回到了曾经的苦恼之中。”

  “我觉得我有点儿看破了的感觉,就觉得挣钱又咋子嘛,不挣钱又咋子嘛”

  赵琦到北川的时候,是地震后第5天。街上都是忙着奔跑的人,跑着往城外逃命,跑着往城里找人,没什么人顾得上跟扛着摄像机的赵琦聊天。在北川幸存者暂住的绵阳九州体育馆,每一个能贴纸条的细缝都被塞满了大大小小的“寻亲启事”,在墙壁上连成一条仿佛看不到尽头的条幅。偶尔碰上主动说话的人,也是死死抓住赵琦的手,急切地拿照片给他,“我的女儿,见到过她吗?见到过她吗?”

  北川人李桂花是纪录片的主人公之一。地震把她从小摩托车上摔了下来,等她醒过神爬起来,第一个反应也是一样,找人。

  地震那年她已经53岁了,有一个庞大的家庭,上有80岁的母亲,下有女儿和3岁的小孙女,还有自家姊妹常来往。家里拍全家福,前排摆满椅子,后排还得有人站着。她冲进孙女的幼儿园,震断了脊梁的楼房像被任性孩子推倒的积木,东倒西歪地砸在地上,坍塌的石板下面有小孩子在哭,有喊爷爷的,有喊婆婆的。李桂花也开始哭,用手扳,用肩顶,生生挪出个缝隙,从里面抱孩子出来。

  “抱头一个娃娃,一个爷爷来了,掏出来,活了;抱第二个娃娃,只是脸上有点点伤,叫老师抱走了;抱第三个娃娃,说阿姨好多(断)手,过一下子就在我胳膊上死了。”李桂花回忆说,“抱到第五个,就是我的孙女子。我的孙女子颈上、手上都没得伤,我孙女子可能一瞬间……一瞬间就把她打(砸)死了。”

  她说不下去了,坐在代表着女儿和孙女的两张空椅子旁边,平日里总是大嗓门跟人嚷嚷的李桂花右手捂住脸,哭了起来。地震让她没了女儿和孙女,也没了多年相依为命的3个姊妹。

  与她朝夕相处的亲人中,只剩80岁的母亲在地震中幸存。但老人患有老年痴呆症,下身又瘫痪,似乎并不太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。赵琦去给老人拍照,在老人的轮椅旁边摆了一排空椅子,大一点的代表去世的大人,小一点的代表孩子。老人扭着头不知所措地看着身旁一张又一张空荡荡的椅子,一句话也不说。

  亲人没了,房子也没了。李桂花曾带着赵琦回到自己在北川的家。踩着满地的大石块和钢筋,她指着半埋在地下的窗框说,“这就是我们的家”,还比划出数字,“六楼”。

  这个曾经飘着饭香的家,如今看上去更像个地窖,里面堆着碎石块和断木板。“这就是我们家的客厅。”李桂花张开手画了个圈,低头盯着客厅中央被砸出的大坑,小声地补充,“都垮了。”

  “我觉得我有点儿看破了的感觉,就觉得挣钱又咋子嘛,不挣钱又咋子嘛。”地震刚过去没多久的时候,李桂花坐在空椅子旁边,对赵琦说,Hublot 恒宝 宇博。“我们北川有好多(人)钱挣了一百万、几百万的,都塌死到底下去了。有时候想起,生活真是没好大意义。以前挣的钱就是为了儿女,现在我喜欢的人走了,我现在只有唯一的,就是我的妈妈。”

  “总觉得她没走,就是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做作业,做完作业就能回来了”

  赵琦去过北川公墓,那是一块有一层楼那么高的大石碑,上面没刻名字,只用红色的数字写着“2008-5・12-14:28”,后面挂着条白色横幅,“深切悼念‘5・12’特大地震遇难同胞”。偶尔有外地来的参观团,在大石碑前献花默哀。

  不过他见得更多的,是隐匿在废墟之中的一块块小墓碑。爬过垮塌垒成的石丘,踩着断裂的钢筋和砸断的楼板,在北川小学地震遗址的瓦砾堆里,就有一块属于孩子的“墓碑”――只是块灰色石板,半片蓝色遮雨棚给它挡着风。赵琦见到它的时候,北川人彭孝全正捏着一粒小石子,用力地描着石板上的字,“女儿彭雪敏,侄唐睿,5・12遇难”。

  这位37岁的父亲说,这里是11岁的女儿上课的教室。女儿学习成绩很好,他来参加过几次家长会,认得这个地方,“她妈妈来找的时候,说她在这里听到小宝叫‘妈妈’,我说哪里有,我都没听到,她始终说有,那我们就在这儿,给她立这个(碑)。”

  “给他们拿点衣服来烧。”彭孝全的岳父坐在墓碑旁的石堆上,指挥着说。

  “有,啥子都有,都整到一道,她喜欢的,烧了好多了。”彭孝全回答说。在石板前,摆了满满一盒的彩色糖果、鲜牛奶,还有栽在花盆里的花草。

  地震之后,彭孝全的妻子因为睹物伤心,跑到上海打工,他则搬到山上,跟岳父住在一起。一个人的时候,他也不打扫自己的房间,任由顶灯坏着不亮,这位父亲花大把时间收拾女儿的东西,手工课做的母亲节贺卡、“三好学生”奖状……他用手掌抚着起皱的纸片,就像是抚摸一块昂贵的丝绸。

  “地震之后我就想,不带小孩了,带小孩真的很伤心。总觉得忘不了她,也对不起她。”不爱说话的彭孝全十指绞在一起,低着头说,“如果平时能随便进(老县城)的话,那肯定有空就一个人坐到(墓碑)那儿去。我总觉得她没走,就是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做作业,做完作业就能回来了。”

  对于失去几乎所有亲人的李桂花来说,她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守着发呆的地方了。她和母亲一起搬进了距离老县城60公里远的临时板房区,患病的母亲只是沉默,家里没了缠着她要洋娃娃的孙女,也没了跟她一起做饭聊天的姊妹。她每天得开着电视睡觉,可碰上儿童节目不敢看,电视里出现跟女儿差不多大的姑娘也得换台,每天到了深夜还睁着眼睛,大把大把掉头发。

  有时候她会打个车回北川,看着曾经的马路长出野草,房顶长出了树,“可我觉得我的女子还在上班,孙女子还在里面跳舞”。她甚至跟司机说:“你把窗户打开,等那些人来搭我们车子。”司机尴尬,“你不要吓我!”

  碰上路边有人卖洋娃娃,这个买菜时会讲半天价的女人总是停下来,“给我孙女子买个,给她烧起去”。在自己住的板房,她在饮水机上面也放了一个洋娃娃,倒水的时候就会顺手拨弄一下按钮,然后一边看着洋娃娃跳舞,一边咯咯地笑。

  可坐到沙发上,守着只能听到蚊子叫的板房,过不一会儿她又开始掉眼泪。“一个人在屋里头,还是不好过,想自己的女子、孙女子。”李桂花用手指抹开眼角的泪,指了指洋娃娃说,“只有把那个洋娃娃弄起来,一个人看看,要好点点。”

  圆头圆脑的洋娃娃穿着粉色背带裤,一边眨巴着大眼睛,一边摇晃着脑袋唱歌。在它背后的墙上,贴着李桂花女儿和孙女的照片。

  “你要生存,你必须要走这条路,再扯再歪的人他也必须要走这条路,(这是)人的本能”

  就像彭孝全老守着墓碑,在地震中失去父亲的北川少年洪世豪,也总爱守着小阁楼一个人坐着。阁楼在自家暂住的两层小楼顶上,没有窗户,只有一盏灯。父亲的肖像挂在一块写着“天地君亲师位”的木板上,他被垮塌的山体埋住,连人带房子一同消失。洪世豪每次回家要先上阁楼给父亲鞠三次躬,有时候还会磕头。常常他看着父亲的脸,抱着膝盖坐在小板凳上,一坐就是几个小时。

  楼下,陌生的新生活开始了。洪世豪的妈妈跟一个同样在地震中失去伴侣的男人结了婚。可是,有时候吃半个小时的饭,三个人相互之间一句话都不说。妈妈只负责夹菜,儿子只闷头吃饭,常常手里捏着手机,跟网络另一端热烈地聊天。

  “我想过,我一般读书都在外边,就我妈,如果她找不到一个陪伴自己的男人,就真的很孤独。”在赵琦的镜头前,洪世豪双手抱胸窝成一个团,说几句话就会抽抽鼻子,推推眼镜。“可亲生父亲那种骨肉相连的感觉是无法在其他人身上找回来的。我试着去接受另一个人,但是爸爸的位置永远都空缺在那儿。”

  “毕竟马上一年了,都晓得找钱了,有些都组合家庭了,都晓得该搞啥子搞啥子。光考虑自己肯定永远是不可能的,不走出这个阴影也是不可能的。”在第二年“5・12”纪念日的时候,李桂花说,“只要房子分了,安安心心出去打工挣钱。你要生存,你必须要走这条路,再扯再歪的人他也必须要走这条路,(这是)人的本能。”

  地震前,李桂花曾负责管理北川的一家农贸市场,因此她被选为临时板房区的社区主任。领导给了她一堆公章,指定她负责调配,只要她的公章盖下去,粮食怎么调配,货物怎么分发,钱款如何调度,都由这章说了算。有了工作,李桂花也爱笑了,时不时就能听到她扯着嗓门招呼远处的人,跟人搭着肩膀嘻嘻哈哈。

  她工作的最主要任务,是把新北川的房子分好。新县城的房子一盖好,她就带着人去瞧户型――干净的飘窗冲着太阳,雪白的墙壁映得屋里特敞亮。几个人在新房子里七嘴八舌地商量,哪里摆电视,哪里放冰箱。

  直到下了楼,走在每栋楼都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住宅小区里,一个女人才悄悄拉着一旁的人抱怨了一句:“我们北川老县城,早起来一望可以看到雪,这底下永远都看不到雪。”

  “住再好的房子,不想以前肯定是不可能的。”李桂花也参与了他们的抱怨,“一个人住到新房子去,想到自己女子、孩子没住到,心里还是难受。”

  实际上,老县城也变样了。许多地方封了路,说要修地震博物馆。彭孝全的妻子李晓蓉从上海回来,到女儿生日那天,夫妇俩带着女儿最喜欢吃的樱桃,想再进去看看那小墓碑,却被守路口的武警战士拦住了。“这个地方已经是地震遗址,被保护起来了,你们要是到处烧香,那啥子秩序,看起来多混乱。”战士劝他们说,“你们去公墓吧,遇难的同胞都去那个指定地点,都一样的。”

  “(我的女儿)就在那边弯道上。”平日里总是抿着嘴不爱说话的彭孝全急了,摆着手跟对方解释,“理解一下,理解一下。”

  拦住他们的战士为难地问:“那你怎么不能理解一下我?”然后伸出他结实的胳膊,“真不能过去。”

  争执不过,涨红了脸的李晓蓉急得在路边跺着脚哭。她晃着手里拎的袋子,里面的樱桃磨擦着塑料袋哗啦啦直响。“可是,我只是想今天给小宝拿点樱桃啊……”

  “地震里面你经历过生生死死,觉得钱有多重要?”

  为了拍这些故事,赵琦申请圣丹斯电影节的基金资助。他在申请书里写道:“李桂花在地震中失去了孩子和姊妹,地震后她一直在寻找自我认同和归属感,她说她要在搬进新县城后,为老人建一座养老院,在照顾老人中获得内心安宁,用这种方式留住过去和未来的关联。”

  资助拿到了,可拍摄对象却没了。李桂花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,赵琦辗转打听,邻居才告知,他要找的这个“打算无私给北川老人开养老院”的李桂花,“滥用了职权,贪污了房子,叫人给抓起来了”。

  电话那端,赵琦惊得连着“啊”了好几声,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费了好大劲,托了几层关系,才在看守所见到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的李桂花。原来,在北川新县城房产登记的过程中,李桂花以他人的身份多报了3套房。事发被批捕的时候,李桂花还在办公室给人盖章批房子,警察叫她出来“讲讲房子问题”,她还问了一句,“章拿不拿起?”

  隔着铁栏杆,赵琦没说几句话就问她:“李大姐,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,地震里面你经历过生生死死,觉得钱有多重要?”

  李桂花消瘦了不少,平日里因为失眠熬出来的黑眼圈更深了。她说话还是像当主任的时候一样大嗓门:“钱这个东西,你说重要也重要,你说不重要也不重要,多就多用,少就少用。”

  只有在说起母亲的时候,她的大嗓门才会柔和下来,就像当年讲起孙女的事情一样。“我跟妈妈地震前地震后从没分开过,我走那天早晨给她送的肉汤,喂了三汤匙,看时间忙我就走了,再也没见过妈妈。”李桂花说,她和母亲同天生日,但今年这个生日她却只能在看守所度过,在囚房里跪在地上,为母亲庆生。

  她基本听不到外面的消息。直到宣布审判结果的那一天,有人凑到她跟前,悄悄对她说:“你知不知道,你妈妈走了。”

  “当时我头脑一片空白,都蒙了。判三年零六个月,心头本来就不舒服,眼泪强忍着。”李桂花说,直到坐上送她回看守所的车,门一关,车一开,她才缓过神来,世界上与她亲近的最后一个人已经没了。在通往即将到来的监狱生活的路上,这个中年女人放声大哭。

  她不知道的是,当她孤身拘禁在看守所的时候,母亲也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,看着旁人把她的行李搬出临时板房,抬进一套空荡荡的新房子里头,里面没有跳舞娃娃,也没有女儿喂她喝汤。老人一言不发地坐在新房子敞亮的阳台上,看着外面一栋栋长得一样的楼房。

  回到工作室,赵琦翻出原始素材,找到了李桂花第一次看房子的模样。着急去看新房子的她连给人盖章时带着的袖套都没脱下。她好奇地在房间里四处打量,仰着头环顾还没有任何装修的房子,跟人比划商量,如何布置眼前的新房。

  那时候,她拍着手,点着头,对身边的人说,以后搬家到这里,跟妈妈一起住,“我也有这么一套,就够了。”

  “人一生中,怎么翻来覆去地总有这些事发生,你把这件事摆平了,另一件事情又冒出来了”

  自从通往女儿小墓碑的那条路被封了以后,彭孝全两口子就只好改在半山腰上自家的田地里给女儿烧东西。那里虽然没有墓碑,却可以远远地望着朦胧中并不清晰的老县城。

  “在上海打工的时候,人们都劝我,小宝那么孝顺,她一定也不喜欢看到我们两个这样。”李晓蓉坐在地里,看着挽着她胳膊的丈夫说,“现在时间久了,看着别人都带了孩子,慢慢觉得能接受,就好点。”

  碰上邻家孩子来串门,这对夫妇还会热情地摸摸小孩的脸,哄他们吃糖。终于有一天,两个人手拉着手,到人口计生服务中心参加“计划生育宣传大会”。

  “目前,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,确定再生育的家庭已成功怀孕742户,怀孕率为70.3%。已经生育的家庭是626户,有627个婴儿降生。”夫妻俩坐在会议室里听着汇报,低头拉着手不说话。

  晚上回到家,俩人坐在一起,用一个大盆一起洗脚。李晓蓉的父亲一边低着头给炉子添火,一边小声地问两口子:“讲的啥子?”

  李晓蓉在脚盆里轻轻踩着丈夫的脚,扭捏地回答自己的父亲:“那个又不是你想就能来的,要自己有才有啊,你强求怎么行?”

  父亲依然拨弄着炉子,低着头喃喃地说:“生儿生女都无所谓,都带一个最好,总要有个后代嘛!”

  可是,在盘算孩子的同时,他们还得盘算房子。持家的李晓蓉算了算,搬进新县城买房子,总要花个20万。困扰她的难题是,“就算借够了,关键是怎么还”。

  为了买房子,李晓蓉决定,离开原本准备一起再生个小孩的丈夫,重返上海打工。

  “又剩我一个在家里,冷清清的。平时她在家还有人跟我说说话,现在为了这个房子,她又出去。”彭孝全蹲在半山上的菜地里,跟赵琦抱怨,“一下子感觉到,又成了她以前出去打工的感觉。地震这三年,伤口刚刚好了一点点,现在又面临着房子的问题。人一生中,怎么翻来覆去地总有这些事发生,你把这件事摆平了,另一件事情又冒出来了。”

  临出发前,彭孝全帮老婆收拾行李,怕她冷装了羽绒服,怕她想女儿装了孩子的照片,还在电脑里拷贝出女儿的视频短片,给她带着。

  录像里,他们当时只有11岁的女儿正跟小侄子一起玩电脑。她戴着红色发箍,扎着马尾辫,头发一晃一晃的。彭孝全叫她转过身来表演个节目,她就扭过头,半咬着嘴唇,眯着眼睛笑着说:“哎呀,要我唱啥子呀?”

  “要不然莫过去了,莫去打工了。”彭孝全盖住妻子正在打包的箱子,从背后抱住她,“我跟你说真的哦,就在这边,住在一起,住在山上。”

  “也就再辛苦两年,两三年。”李晓蓉抿着嘴不看丈夫,推开他的手,继续叠衣服。“要不然你努力赚钱么!”

  最终,彭孝全还是到机场送走了妻子。走到安检处前,两个人拉在一起的手不得不松开了。沉默的丈夫看着妻子拎着行李,过了安检,空荡荡的候机厅只剩下他一个人。

  “妈,我们家,到底在哪个地方”

  关于汶川地震的纪录片不少,可赵琦这部却一直拍了快4年,拍到自己在地震后出生的儿子都会叫“爸爸”了,拍到摄像师都不愿意接他电话了,拍到北川老县城已经修成了“北川国家地震遗址博物馆”,越来越多的人也搬进了新县城,一个叫做“永昌”的地方。

  在上海打工攒了钱,李晓蓉和丈夫终于在新县城买了房。两口子的新家布置得很简单,买套家具,摆个冰箱,唯一的装饰就是家里到处摆着的盆栽花草,鞋柜上,门旁边,就连冰箱顶上都放着花飘着香。彭孝全说,女儿活着的时候,最喜欢花花草草。

  他们一直没能怀上孩子,可他们喜欢孩子。亲戚去外地打工,他们就在家帮忙带孩子,带大弟弟的,再带妹妹的。天气好的时候,李晓蓉就抱着孩子去新县城的广场玩,一路上都抱在怀里,生怕孩子跑远了。

  洪世豪一家也搬进了这个在电视里被称为“世外桃源城市”的新北川。已经毕业在外打工的他常常接到妈妈的电话,催他回家看看。可他要么推脱说打工忙,要么推脱说不放假,找尽了理由,就是不愿意回去。他跟赵琦说,他不喜欢那个陌生的地方,“那不是我的家”。

  可是,妈妈还是老打电话,叫他“早点回家”。他想了想,挂了电话,上了车,扭头去了老县城。

  现在,这里是一个游客需要花16元才能参观的地震遗址。抱着宠物狗的,挂着单反的,说着外地口音的……老县城外又热闹起来。路边卖纪念品的小摊,出售着“北川地震明信片”,还有“地震纪念DVD”。

  没按被规划出的游览路线,洪世豪很快自己找到了“回家”的路。翻过近两米高的围栏网,他找到了被山体掩埋的家。四周野草丛生,长得比这个小伙子还要高。18岁的洪世豪梳着流行发型,做了激光手术摘了眼镜,可他却和14岁的时候一样,静静地坐在早已埋在地下的老房子前,呆呆地坐了一下午。

  “地震那天我一直就站在这个门口看着,看着,一个个人都上来了,直到夜幕降临,我还是没有看见我的父亲,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。”第一次见到赵琦的时候,洪世豪这么对他说。“不管过了20年30年,我还会回到这来看看,因为这给了我很多回忆,这是我的家,这是我以前生活的地方。它虽然只是山区的一座小小的县城,但是它在我的内心中却是很广阔的。”

  等到今年秋天,李桂花也能出狱回家了。赵琦前去探视的时候,她说,等出去了,自己也要回一趟北川老县城,看看她的女儿、孙女和妹妹,“跟妈妈说声对不起”。

  “如果搬了新县城,我还是想开家养老院,照顾一下老的。”李桂花说,“进了养老院,就好像自己妈妈也在里头。”

  临走的时候,她告诉赵琦,其实自己并不想当这样一个“管章的主任”。她原本想做个老县城的解说员,在那片废墟之上,向来往的游人解释,在这片乱石岗上原本是个幼儿园,在那片废石堆上曾经住着一户户人家,在地震到来之前,他们过着什么样的日子。

  那天在老县城坐了一下午后,洪世豪邀请一直跟拍他的摄像师到新家做客。这是他头一回到新县城的家,看着四周一排排的楼房,隔不了几步就是一条相似的小道,他迷了路。这个想要回家的年轻人,只能在偌大的小区里转圈,最后犹犹豫豫地拨了电话,问:“妈,我们家,到底在哪个地方?”
(编辑:SN03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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